季羡林《此情可待成追忆》的句子

类别:励志短句 | 发布时间:2014-11-27 | 人气值:




1、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。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。此时,胡乔木(原名胡鼎新)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,与我同班。他在进行革命活动,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。每天早晨,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,就出自他之手。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,尽人皆知。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,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。我胆小怕事,没敢答应。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,算是聊助一臂之力,稍报知遇之恩。

2、在旧中国,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。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,讲课当然用外国话,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(实际上就是英语)授课。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夷考其实,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,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。因此,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,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。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,令我终生难忘,终生受益。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“文艺心理学”,就是美学。

3、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,详情我不得而知。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,不介入,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。不过据我的观察,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,比如到沙河、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。我参加过几次,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。原因大概是,尽管蒋介石不抗日,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,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,根深蒂固的。

4、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,充当《季刊》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,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,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。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,终生维持着友谊,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。到了今天,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。

5、这几年,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。每年寒暑假回家,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,就煞费苦心。清华是国立大学,花费不多。每学期收学费40元;但这只是一种形式,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,供毕业旅行之用。不收宿费,膳费每月6块大洋,顿顿有肉。即使是这样,我也开支不起。我的家乡清平县,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,视若“县宝”,每年津贴我50元。另外,我还能写点文章,得点稿费,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减轻。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4年,毕了业,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,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
6、我想,现在遍布五湖四海的清华校友也无不如此。清华的一切成就我都感同身受。眼前清华蒸蒸日上的局面,我老汉看了也不禁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了。我相信,清华将同像北大这样的友校一起,永葆青春,永远充满了活力,阔步向前,巍然立于世界名校之林,为我们伟大祖国增添无量光辉。

7、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,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,但我考试的运气好,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,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,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。

8、此外,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。比如朱自清、俞平伯、谢婉莹(冰心)、郑振铎等先生的课,我都听过,时间长短不等。在这种旁听活动中,我有成功,也有失败。最失败的一次,是同许多男同学,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。西谛先生豁达大度,待人以诚,没有教授架子,没有行帮意识。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——吴组缃、林庚、李长之,还有我自己——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。他同巴金、靳以主编大型的《文学季刊》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。

9、1930年夏天,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。几十个举子联合“进京赶考”。当时北平的大学五花八门,国立、私立、教会立,纷然杂陈。水平极端参差不齐,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。其中最受尊重的,同今天完全一样,是北大与清华,两个“国立”大学。因此,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。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,门槛高得可怕。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。

10、但是,北大和清华,对我来说,却成了鱼与熊掌。何去何从?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。我左考虑,右考虑,总难以下这一步棋。当时“留学热”不亚于今天,我未能免俗。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,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。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。“吾从众”,终于决定了清华,入的是西洋文学系(后改名为外国语文系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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